昨天，惊闻吴建民大使因车祸意外去世，心情十分沉痛；留法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里，也被这一噩耗刷屏了；手机屏幕上满是痛惜、悼念和默哀… 想起几周前还刚刚在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上见过他，聆听他始终幽默风趣和富有智慧的讲话，愈发感觉痛惜：对于国家而言，失掉的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对于留学的学人而言，失掉的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一个睿智的老师和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

我的留法生涯，有幸与吴大使在法国的任期有数年交集。1999年2月，我初到法国，就赶上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当时，留法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群情激昂，自发到美国驻法使馆所在地的协和广场游行。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见到了吴大使；记得他当时充分肯定了留法学人的爱国热情。那次聆听他的讲话，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他对暴力的谴责和对和平的热爱；他当时跟我们青年留法学生说：国际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靠战争解决，战争只会带来新的问题；一旦战争爆发，真正受难的还是人民。他的这些和平外交思想，在今天回忆起来，也格外具有启发意义。

在此后的留学期间，我就有过很多机会聆听他的现场演讲。2002年，在使馆教育处的领导下，我在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做组织工作；2003年我有幸担任全法学联主席。那几年在学联做社团工作期间，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这位外交家的风范。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两国政府决定2003-2004年双方互办文化年以庆祝这一盛事；在当时，这是第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国互办文化年；这一重大的外交成果，与吴大使的努力，显然密不可分。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在法国举办了数百场各类中国文化主题的活动，这大大地密切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其中，我们全法学联也组织了部分中法文化、艺术、教育和科研交流活动。可以想见的是，那段时间两国高层访问密集，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吴大使公务极其繁忙；然而十分难得的是，吴大使曾多次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参加我们青年学生组织的文化教育交流；这充分反映出他对留法学人的感情。

2003年6月底，他结束他驻法大使的任期回国。我们从使馆教育处得知他即将离开的消息，都感觉十分不舍。记得当时我们学联干部商议后，决定代表留法学人给吴大使赠送一件能反映我们心意的礼品：把吴大使这些年参加留法学人的各种活动的照片汇集起来，做成一本影集，送给大使作为纪念。当时，我代表全法学联到巴黎戴高乐机场给大使送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影集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意外惊喜；从他翻阅影集的专注中，我再次感受到他对留法学人浓浓的情谊。

2005年，我结束了法国的学业，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来，我也在学校负责部分国际交流尤其是孔子学院工作。2010年10月，国家汉办委托人民大学承办当年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高级研修班”。彼时，他已卸任外交学院院长，却仍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地奋斗与操劳。鉴于吴大使在外交领域的资历和造诣，我们很自然地邀请他为来自全球五大洲的近百名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讲课，内容是大使所谙熟于心的中国外交。吴大使以熟练的英文和富有说服力的逻辑，赢得了外方院长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授课结束后，我得以跟他进行短暂的交流；我提到七年前在巴黎机场的送别，他顿时记起来，很是惊喜；随后他询问了我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对我给予了亲切的鼓励。言谈之中，我感受到他对于留法学人在情感上的那份亲切和真诚的关怀鼓励。

再次见到他，是在2016年5月欧美同学会所组织的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上。在25日的筹备会和26日大会堂的开幕式上，再次领略到他儒雅幽默的风范。在27日小范围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作为发言人之一，我得以跟陈竺委员长和吴大使等领导汇报我校在中法合作办学、推动中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的有关情况。在整个会议期间，吴大使始终聚精会神，认真倾听他人的发言，不停地记笔记。由于我们人大中法学院地处他的家乡江苏省，他也曾到访过我们中法学院，所以，当我提到人大中法学院每年派出三百多名优秀同学去法国留学等情况的时候，他格外关注，并不时点头嘉许。论坛闭幕时，他与大家相约明年在里昂的第二届论坛上再见。论坛结束后，我托朋友转达对他的邀请，请他在秋季去我们中法学院讲学，对我们去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提提要求；我想，以他对留法学人这个群体的深厚感情，他是很可能会接受邀请的。但是，谁也想不到，论坛的告别竟然是最后一别！

在有幸现场聆听吴大使的多次讲座的过程中，有几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留法学人对祖国的繁荣复兴负有特殊使命。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初，大批的中国精英远赴海外，到西方主要强国去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然而，大半个世纪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是留法的这批人—特别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特别是邓小平，在其晚年毅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能有了今天的巨大发展成就。吴大使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与他早年的留法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邓小平是16岁时去的法国，直到21岁才离开，前后在法国呆了五年两个月的时间；而这段时期是一个人观察力最敏锐、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他的一些见闻和思想，对他产生了终身的影响，也影响了中国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命运。今天的留法学人，要以这批杰出的留法前辈为榜样，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二，中法文化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中法两国都高度重视文化，崇尚尊严和独立；而且，中法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所以，法国外交奉行独立自主，敢为天下先，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中国在西方国家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位于巴黎；中法文化年开创了中国与外国互办文化年之先河；在中法文化年期间，作为法国标志的埃菲尔铁塔被披上了“中国红”，可谓轰动一时。

其三，中国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他结束大使任期前的一次针对留法学人的讲座中，他特别深有感触地提到：长期的外交生涯给他很大的感悟是，与外界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极其重要，这种交流沟通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外界对中国有很多误解甚至是偏见，我们需要用外界所能理解的方式去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误会，避免不必要的摩擦甚至是冲突。他还说：回国后，他打算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一本书，专门谈中国如何与世界沟通。他说所要写作的这本书，大约就是后来由我们人大出版社所出版的《交流学讲章》。今天的中国具备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空前影响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对中国给予了史无前例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吴大使所心心念念的交流学，学习以外界所能理解的方式，去回应外界的合理关切，就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其四，勇于讲真话。吴大使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为了追求真理，讲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而不去迎合某些社会潮流，在这一点上，他更像是一个学者。当然，近年来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他招致了很多人的误解以及不公平的指责；但是，我们看到，面对压力他仍然不改初心，始终如一地在奔走呼吁，千方百计地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其大意是说，自然的法则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准则是尽力去积极有为而不与他人相争；这或许可以视作吴大使行为风格的写照。而他坚持讲真话的勇气和执着，充分反映出他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真正了解他思想的人都会强烈的感受到：他是一个爱国者！

诚然，作为一名普通的留法学人，我与吴大使的接触并不多，更谈不上与他有私交。不过，从我十多年来与他这些零星的接触中，我仍然能深深的感受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对留法学人们的殷切期待，以及对于外交事业的投入。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智者，是真正懂得以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的人，他的思想闪耀着理性、中道与和平之光。他的骤然离世，是中法合作事业的重大损失；对于留法学人来说，我们尤其失去了一个始终对我们寄予殷切厚望、鼓励我们不断前行的良师益友！我想，我们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绵薄之力，继续去推动他所毕生热爱的中法交流事业，让中法友谊之树长青！

石佳友

2016年6月19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